據九派新聞報道，近日，湖北咸寧中院在審理一起猥褻兒童案中，發現通山縣某小學教師鄧某，曾在2014年因猥褻兒童行為被家長反映到學校。當時該縣教育行政部門和原學校調查后未作任何處理，又將鄧某調至另一所小學繼續任教。2020年，鄧某利用職務便利再度犯案。

2021年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大修后，在建立強制報告制度的同時，規定“國家建立性侵害、虐待、拐賣、暴力傷害等違法犯罪人員信息查詢系統，向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提供免費查詢服務”；教育部也依據《教師法》《教師資格條例》等法規，對加強教師資格證監督管理作出了明確規范。

平心而論，如果這些規定動作能落實到位，那些有猥褻等性侵未成年人劣跡的不法分子，就能被提前“篩查”并“拒之門外”。但令人遺憾的是，此案中，鄧某在犯事后，家長曾告上門來，也經過當時該縣教育行政部門和原學校的所謂“調查”，按說就該揪出“大尾巴狼”，以絕后患，結果卻是“未作任何處理”，只是將鄧某調至另一所小學繼續任教。

當新的一起猥褻案件“曝光”后，鄧某應當為其違法犯罪行為付出應有的代價。有關部門對鄧某犯案的查處，不僅是最新的犯罪活動，也包括可能的“余罪”。雖其猥褻違法犯罪已是9年前，但根據刑法規定，這一犯罪“法定最高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”，故而追訴時效為15年。

而且，對于鄧某這種死不悔改者，基于有“猥褻兒童多人或者多次猥褻”等惡劣情節，一旦定罪，可能“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”，這也是鄧某踐踏法律所應獲得的嚴厲懲罰。

　　當然，追責問責也不能止步。或許，在當時的該縣教育行政部門和原學校看來，“家丑不可外揚”，但這種包庇行為后果卻是災難性的，也違反了法律和紀律規定。

有關部門在查辦鄧某案件的同時，也應同步進行“一案雙查”，如果有關人員涉及包庇犯罪，以及違反黨紀、政務紀律，也應嚴肅查處，這也是回歸正義的應有之義。

　　□柳宇霆（法律學者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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