澎湃新聞記者 陳晨

受上影之邀拍攝電影《望道》時，導演侯詠像大多數人一樣，只知道陳望道是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文全本的首譯者。他不清楚陳望道究竟以何種姿態投身于當時的時代洪流，也尚不了解他經歷了怎樣的一生。翻閱了幾個月的資料之后，侯詠覺得，這實在應該是一個被大眾所知悉的人，而《共產黨宣言》也不止于一部教科書上抽象的理論，值得今天的人仔細研讀。

3月24日，電影《望道》正式上映。影片以1920年為起點，講述了《共產黨宣言》的中文首譯者陳望道歷經動蕩變革、始終如其名“望道”一般“追望救國救民之真理大道”的一生，并將其身邊的友情、愛情、師生情做了生動描摹，全景式呈現出陳望道及其身邊仁人志士一生尋找并堅持真理的征程。

《望道》海報

為了拍好《望道》，侯詠把《共產黨宣言》前后反復研讀了不下20遍，又以陳望道的生平經歷為原點，發散追隨著每一個與之交集的同時代人物的人生經歷，延展出一個時代知識青年為國家尋找出路，其中幾度沉浮的紛繁圖景。

關于這個人物，最生動且廣為流傳的事例是其中陳望道由于全心專注于翻譯，將粽子蘸了墨水吃，由此還品出了“真理的味道是甜的”的家喻戶曉的故事。這一幕想來雖然生動，要將人物全然立住撐起一部電影，卻并不容易。

劉燁 飾 陳望道

研究陳望道的生平可以發現，他在29歲就完成了《共產黨宣言》首個中文全譯本的翻譯，這是他一生中至高的成就，可謂“出道即巔峰”。然而，他為人低調，幾乎鮮少與人談論這段經歷，也從不寫日記，不保留書信。從官方資料來看，除了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，陳望道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做一名踏實的學者，他擔任復旦大學校長，潛心鉆研語言學、修辭學、新聞學、美學、教育，學術造詣非凡，但這些之于仰賴于戲劇沖突推進劇情的電影，卻都過于抽象和散漫。

“陳望道的起點太高，他接觸革命的起點就是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，這是他整個人生的高點，那他后邊這一生怎么去寫？但陳望道的一生跨越了中國社會多個動蕩時期，在如此巨大的變革中，他真的能夠始終平淡嗎？”在沉入對海量史實文獻的研讀，無數次和相關專家研討，以及與專業編劇部門反復討論一次次推翻重來劇本后，電影終于確定了敘事的脈絡線索——聚焦大歷史事件中個人的努力和選擇，在幾十年的時間線索中，將陳望道和他身邊人的命運融入重大歷史敘事中。“我終于尋找出一條具有戲劇性的脈絡，也是最富關注度的線索，就是他與共產黨如影隨形的關系。這條線索可以很好地依托人物的情感變化、性格發展、內心成長以及對信仰的守望和堅持。”侯詠在他對《望道》的創作闡述中寫道。

《望道》劇照

侯詠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78班，也是“第五代”的一員。他身兼攝影師、導演、編劇、制作人，學者等多重身份，四次獲得金雞獎，曾擔任田壯壯、張藝謀等導演的御用攝影師，其導演的《茉莉花開》《一個人的奧林匹克》《臥薪嘗膽》《闖關東（中篇）》等影視劇也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攝影師出身的侯詠，身上有一種儒雅沉靜的氣質，有人將他與顧長衛和呂樂并稱為“中國電影三只眼”。擅長畫面造型的他，也為影片在影調上設計了從陰暗走向明媚的光影基調，以呼應那個國土民族蒙難之下青年激揚理想的覺醒年代。

電影上映之際，導演侯詠接受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，談起他尋著先人事跡，以電影“追望大道”的創作歷程。

導演侯詠出席《望道》上海首映禮。

在時代浪潮起伏中堅定信仰 “不變”的一生

澎湃新聞：拍攝一個歷史人物的電影，這次做了哪些比較特別的工作跟準備？

侯詠：首先當然是要了解那段歷史和當時的人物，包括陳望道、他周邊的一些朋友同事，還有他的學生。所以看的資料，不僅僅是陳望道一個人的。每個人都是一堆故事，資料非常浩瀚。后來我的家里面有兩箱，每一箱摞兩層，這些書籍基本上是我常用的資料。現在電腦里也還存了上百篇文章。

他們這一代人的生活和他們的行為，太豐富、太有意思了。當你深入進去以后，會發覺每個人都是那么豐富多彩，看的多了以后，自然而然地，就建立起了對那個年代的一個場景感覺，或者說是一個時代氛圍，能夠摸得著看得見似的。這對于一個導演來說特別重要，如果對那個時代的氣息沒有感知，在創作中就很難找到一個支點。

澎湃新聞：在我們很多普通人的了解里面，陳望道就是“第一個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文全譯本”的人，深入了解后，你怎么評價這個人？

侯詠：我在看陳望道生平資料的過程中，就在尋找他身上有什么是最吸引我的，或者說有什么可以吸引觀眾的，就來放大來刻畫他。看來看去最吸引我的，除了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這一點，還有就是他作為復旦大學的校長和他后來的一些經歷。我對陳望道比較佩服的一點，是他功成名就的時間特別早，他在29歲就翻譯了《共產黨宣言》，就已經到達了他人生的高點。而他其實活到80多歲，是一個挺長的人生，當時的狀況下，他能一條路穩穩當當地走到他的人生終點，可見信仰之堅定，我也想在影片中體現這一點。

《望道》劇照

澎湃新聞：對于一部人物傳記片來說，怎么平衡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這短短20天和他整個人生的比重，在構建這個人一生的脈絡的時候，你希望抓住他的哪些人生階段、哪些特質來描述他？

侯詠：當然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是最重要的一個事，因為就人生或者以整個歷史來看待，一個人的成就不能用時間的多少、年代的長短來衡量判斷重要性，而這件事的意義的大小、分量的輕重，這件事情對人類社會的貢獻，對全世界的貢獻。

其實在創作過程中，我們一直在回避“傳記片”這個概念的，并不想把它設定在一個純傳記的模式當中。如果真按照傳記片來想該如何去做的話，這個片子做不好，因為陳望道的歷史素材有限，要全面展現他在每個人生階段中所做出的一些事情，或所面臨的一些經歷，用這個來形成故事行不通。而且他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這個人物，他的人生是“不變”的，不是跌宕起伏的。一般來講，要寫一個人物的傳記，越起伏是越好看的，比如悲慘世界，冉·阿讓從一個乞丐變成了市長，這種就有戲看。可是陳望道一開始人生的起點就是最高點，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時是高校的教授，等到他去世的時候仍然是高校的教授。我們敘事要到達的終點是建立新中國，中間的過程像編年史一樣寫就是流水賬，特別沒意思，因為其中他沒有變化，他只是跟著時代的浪潮，走他自己的路。怎么辦呢？我們就選擇了他身邊的人的變化。說來也奇怪，他身邊密切接觸到的人，都有巨大的人生起伏。為什么人家都在變，他卻不變？這就形成了一個對比，于是把他的人生就顯現出來了。所以影片最后呈現出來就是段落性的，比如說他和戴季陶的交集是在這個段落中，下一個段落他再跟戴季陶產生交集，可這時候的戴季陶已經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，用這種塊面式的東西和他與周邊朋友相互關系的轉變，串起他這一生。

陳望道（右）與戴季陶

用電影“翻譯”《共產黨宣言》

澎湃新聞：從電影本身來看，從最核心的事件是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這件事，但這并不是那么有電影畫面感或有戲劇性的事件，怎么把這件事拍得好看？

侯詠：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。如果做不好，就非常容易成為一個很平的過程。必須要設定它的阻力，限制它正常翻譯的進度，才能形成一個對應的矛盾。這個過程中實際上是沒有什么矛盾點的，可能有資料上說倒春寒挺冷的，在柴房里面，他一個人生活，廢寢忘食，有時候吃不上飯。但這些問題都很好解決，都不能成為一個矛盾。

所以首先我就想到，把時間限制作為一個危機感， 20天內必須完成，否則共產主義小組的運動就會受到影響延遲。陳獨秀給他布置任務時，他還找陳獨秀“討價還價”，經過一番拉扯，必須要在短時間內翻譯到又快又好。這個前提設定下來以后，我們再利用一個形象的物體來不斷提醒。那會兒沒表，就只能設計一個日歷，一天天過去，日歷上一個個日子劃掉，從視覺上讓這種時間的緊迫感不斷逼近，就像一根秒針一樣，“噠噠噠”地一直在催促著他做。

光有時間這一方不行，還得有一個能讓進度一下就停滯的難點，這樣才是一個戲劇的基本設定，這樣才會有戲可以展開，矛盾才能升級，所以就要找到一個難點。這個難點一定不能是生病，饑寒交迫，這些外在的事，必須得找到一個真正的翻譯的核心內容。在內容上卡住了，翻譯不出來了怎么辦？所以順著這個思路去設計下面的戲，拍出來我覺得效果還挺好。因為把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的過程作為整部影片的脈絡，它的重要性決定了你必須把這場戲拍得要精彩一點。實際上，說白了，這就是用這么多年積累下來的創作經驗來完成它。

《望道》劇照

澎湃新聞：《共產黨宣言》這樣抽象的理論，怎么具體地落實到電影這種可視化、講故事的媒介上？

侯詠：這一點是我一開始的初心，就是我特別希望能在影片當中用電影的方式，把《共產黨宣言》的核心理念更多地向觀眾展現一下。相當于是用一個電影的方式，也去觸及和“翻譯”一下這部偉大的著作。因為我認為現在的觀眾對《共產黨宣言》的了解程度，是需要用這種方式來加深了解的。我對《共產黨宣言》進行了非常仔細的反復研讀，理出它當中的重點。它確實是一部非常偉大的文獻著作。它有很多內容十分理性，有條理，有邏輯。如果用電影形象化去表現，實在是挺難的，只能通過對話、旁白這種形式。唯一摘出來有一段就是對共產主義的暢想，這一段正好是陳望道這一版翻譯得更形象，而我們現在流行的這一版就更理論化了一些。所以我本來是設想把這一段能夠形象化地表現出來，后來很遺憾，因為條件所限沒有實現。

我特別希望這部影片的觀眾，在看完影片之后，能夠有去學習宣言的沖動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夠沉下心來去看《共產黨宣言》。

澎湃新聞：談一下對幾位主演演員的選擇，做了哪些貼合當時人物的設計？

侯詠：先說劉燁，他還是像我們第一次合作拍《茉莉花開》的時候，很天真很可愛的那種勁。每一次一喊停，他都有一種期待的眼光，等待著我的評價，我覺得特別可愛。同時他的表演經驗方面，就比以前豐富多了，你給他一個什么要求，他立刻就給你完成了。

老實說一開始我對劉燁演陳望道，總擔心有點距離。首先是因為劉燁身高比較高，而陳望道個子不高，而且是一個比較瘦弱的老頭。在我的印象當中，他是一臉的愁容和惆悵，好像他心中總有一些難解的疑慮在心頭。結果我發覺，劉燁的眼神當中是有這個東西的。通過造型以后更接近了。拍這個片子以前，你很難想象劉燁跟陳望道之間的聯系能那么近。我們最先拍的就是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這一段，拍完這一段以后，我就充滿了信心，覺得他把陳望道的特質體現得特別清晰。

劉燁 飾 陳望道

胡軍演的陳獨秀，也和一開始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樣。胡軍跟我談了他想塑造的陳獨秀，一個很生活化的陳獨秀，不要像很多文藝作品當中展現的那么神經質，那么高調，全是在喊口號，或者在革命。把這種硬勁給他削弱一點，作為一個長者的一面展現得更多一些。胡軍想表達的這種東西我很認可，我說可以，我很支持他這樣做。他的設想挺有創意也挺有挑戰性的，不但對他自己有挑戰性，而且對陳獨秀這個人物的形象也具有挑戰性。而且我們有一個跟以前所有作品表現的陳獨秀不一樣的地方，就是我們有一段展現他晚年時期狀態的戲，這樣前后就有一些對比。

胡軍 飾 陳獨秀

再比如說吳曉亮，他演的戴季陶這個人物，到了后期以后他是信佛的，雖然我們沒有專門的戲去展示，但他信佛對這個人物和對他的人生道路是有影響的。他年輕的時候在尋找一個革命的方向，當時他跟隨孫中山，堅信三民主義；后來孫中山去世以后，他又跟著蔣介石，在不斷的斗爭當中，他站在了堅決反對共產黨的一個立場上；時間長了以后，他又發覺自己又猶豫了，后來他就皈依了佛教。我們后來選擇了一個場景，就是他在一個廟里跟陳望道見面，來側面體現他世界觀的改變。以及我們在研究資料的時候，發現他年輕的時候，在高中還是初中的時候，體育課把腳給崴了，傷了筋，所以現在吳曉亮在表演當中，仔細看你會發現他有點瘸，這是對戴季陶這個人物的一個設計。

吳曉亮 飾 戴季陶

澎湃新聞：那樣一個國家處于苦難之中，又是青年人激揚理想的覺醒年代，攝影師出身的你，會怎樣選擇攝影和視覺上的風格來與之呼應表現？

侯詠：視覺上就是想做出歷史的質感，要求包括場景、人物、造型等各方面。我和攝影交代一個大的框架，說要采取低反差、大光比，定下影片的色彩影調大的走向，是一種從陰暗到明亮的這種走向，這也是符合這個影片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從星星之火到最后可以燎原這樣一個過程的設定。

每拍一個陌生題材，都是學習的過程

澎湃新聞：《望道》對你來說是一個接到的任務，還是一個真正有創作沖動的作品？

侯詠：我已經習慣了我們做攝影師的創作模式，都是導演找，我們接。我從年輕時候第一部就是這樣，所以我每次面對創作都是一個陌生的全新的課題，接著我怎樣去投入創作，怎樣去找尋創作當中的一些點，我可以去有感而發，這是我習慣的模式。除了《茉莉花開》，剩下的所有攝影、導演的題材，我都是被找到的。

這種創作模式會有一個好處——每一個題材對我都是陌生的課題，接觸這個課題的過程，就是研究和學習的一個過程，然后等真的了解了所接觸的課題范疇，那個創作沖動也就自然而然產生了，再去完成了以后，自然就成為“專家”了。

澎湃新聞：這次和上影有的編劇的團隊一起反復開會，推翻幾十稿打磨劇本，這種方式帶給你什么樣的感受？

侯詠：我們當時從學校出來以后，就一直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工作了。所有的問題擺在桌面上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語，然后整合就行動。包括為什么我們那一代攝影師對電影創作的介入那么大，這在世界上其他的模式里都是少見的。比如美國都很專業，不越雷池一步，各司其職，劇本的問題攝影師是不可能管的。所以說大家一起討論劇本這是一個我很適應的方式，而且我也必須依靠的方式。

澎湃新聞：據說你為影片寫了兩萬字的導演闡述，這個創作習慣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？

侯詠：這是有助于在做案頭的階段，是一個幫助思考的形式，如果不寫這個的話，從在一片混沌當中找資料，可能有很多東西是沒法理清楚的。這2萬字里面有1/3到2/5的內容是寫的我自己對《共產黨宣言》的理解，后邊就是我如何去結構陳望道的生平故事，包括縱向的時間坐標和橫向的各個人物的關系這種坐標，以及具體的拍攝方式。

澎湃新聞：有統計說你是78班那屆拍片最多的一位，成為導演之后，你也沒有丟掉攝影的主職，怎么看待這兩個身份？

侯詠：我喜歡做攝影師的狀態，特別專注，干擾比較小，就不像做導演有各方面的煩惱，來自各方面的阻撓和一些愿望無法實現。在攝影創作當中就比較單純，攝影專業跟導演專業相比的話，就很與世無爭，你做你自己的就足夠了。

但是在自我表達的方面，做導演還是要更充分，拍東西總歸是想要自我表達的，比如你認識社會的觀點，就得做導演才能去弄。只有導演才能從文本上開始就表達，而攝影不會涉及原始創作，只能是錦上添花，幫助傳達一種情感。

《望道》劇照

澎湃新聞：《望道》這部電影是一部“國士”群像，也是百年前的“90后”“00后”的青春選擇，你希望傳遞出怎樣的歷史人物畫像，希望觀眾怎么去看待這些人的故事？

侯詠：我覺得無論成績大小、地位高低，只要他們為國家命運效力，為改變大眾生存條件、改變社會狀況去效力、去捐軀，這些人就是國士，而我們影片當中的這些人就是這樣的國士。

對觀眾來說，可以通過這個影片去了解那個年代、那些人物，他們的生活狀態、思維狀態、思想狀態，我覺得了解一下沒有壞處。看看100年前，跟自己年齡差不多的這幫人，他們怎么生活的，他們遇到了什么事兒，用這種心態去看也可以。實際上我們在影片當中塑造的這些藝術人物，是有我們這一代人對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、革命者的一種崇敬在里頭。我希望我們這種崇敬，能夠讓現在的觀眾能夠感受到。如果有興趣的話，可以去看看資料，去了解一下他們的故事，他們的人生真的非常豐富，比我們現在的人生豐富得不知道多少倍，太精彩了。

本期編輯 周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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